傅华:中国现代抒情诗叙事性发生的言语机制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汗青实践取形式摸索从未间断。新诗做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形式最为深刻、峻急的文类,其身份特征、性、形式要素等都激发分歧程度的论争。新诗发生之初,正在胡适“要须做诗如做文”[[1]](p219)的理论取诗体大解放的各种测验考试下,就打开了新诗形式摸索的多种可能,诗歌的叙事性就是此中之一。一方面,新诗多元摸索的汗青感动往往处于被打断的境地。当“白话”代替“文言”,“”终结“格律”的尝试完成,新诗的性地位得以初步确立后,新诗本体意义上的审美规范的建构提上日程,多元摸索的诗学径逐渐而天然地被规约,构成了本身的审美规范。正在保守诗学、诗学、现代性的语境下,以对其他文类的区分、识别、压制、,抒情做为审美规范被确立并被不竭本体化,进而塑制了中国新诗的根基面貌——现代抒情诗。另一方面,也恰是正在现代抒情诗逐步清晰地浮出汗青的地表过程中,也能够模糊地看到叙事性书写的草灰蛇线,它或显或现地散落正在现代抒情诗成长演进的诗学实践中。

  中国现代抒情诗是正在“白话”代替“文言”,“”代替“格律”的演进中,言语取诗体的而成为一种新兴的表意体例,确立本人取中国古典诗歌的边界。正在这一过程中,言语的变化最终促成这一诗学的现代转型。由此考辨现代汉语中的叙事要素,才能更深地探究叙事性发生的根源。

  现代抒情诗由于利用了现代汉语,不少论者称其为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即凸显了诗歌言语材料性。不外正在中国新诗发生之初,现代汉语最后的面孔是以白话为特征的,周做人对其形成要素有着如下表述:“我们所想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白话)为根基,插手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细密取艺术之美”[[2]](p.101),正在周做人眼中,白话便是白话,同时还包罗了部门文言和进入书写系统的方言,以及外来语。此中白话化的白话、欧化的外来语等言语材料不只带来了言语层面的论述要素,并且因为欧化的词汇、语法、句式的融入,特别是欧化的语法、从谓句的大量呈现,使现代抒情诗正在言语布局上植入了叙事性语法,这一布局性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抒情诗的叙事性特征。

  正若有学者所说“‘叙’也就是一种言说论述,是人的一种行为”[[3]](p.13),若是把叙事当做言语的述义行为,无疑它存正在于一切以言语为东西的表意形式中。对此,叶维廉也发觉:“言语文字此中一种次要的机能恰是要‘申明’‘陈述’思惟取感情”[[4]](p.163),言语的述义性及其正在抒情诗中的叙事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五四期间的白话所带来的叙事性,普实克指出:“陈旧的书面语曾经不再是文学表达的次要东西,它的地位被‘白话’所代替,而白话从素质上说就是一种论述言语”[[5]](p.29),白话的叙事性被素质化。陈平原对白话表意功能有如下判断:“白话利于叙事、描写甚至抒情”[[6]](p.21),叙事占此中的一极。关于白话的来历和特征,高玉认为“‘白话’即白话,是从古代白线),该当说五四之初的白话既来自于古白话,也来自于当下的日常糊口的口头用语,二者都呈现出白话化倾向。不少学者有着这种认知,周做人就正在抱负国语的会商里将白话等同于白话;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8]](p.45);1919年傅斯年正在《新潮》上颁发了《如何做白话文》,提出两个思之一就是“措辞——留神本人的措辞留神听别人的说线),也就是向口头言语进修。五四发端之际,白话的白话化特征极其凸起,虽然后来白话了雅化、书面化,即明所认为的正在“‘文’取‘语’逐步契合而呈现的‘语文思维’的阶段”呈现的“由天然白话过渡到雅化白话”[[10]](p.181)。但以白话做为利器拆解了古典诗歌文言表意的诗学系统,对中国现代抒情诗而言是功不成没。

  胡适曾有“我做白话诗,比力的可算最早”[6](p.84)之说,透显露了胡适对白话诗的发现权。虽白话诗的形态早就呈现正在圣诗翻译中,但文人化白话诗创做他是第一人。同时,胡适不只提出“做诗颇同说线)来为白话入诗张本,并且“用措辞的调子”“形成一种说线)就更极端地表达诗歌的白话化倾向,白话入诗的倡导无不透露了诗歌中叙事性特征。

  高友工正在对白话的叙事性特征有着如下发觉,“其实我们若是撇开学者对白话故事的偏心,试思白话的最泛泛的功用,就能领会白话实正在是人糊口动的一部门。因而白话取小我的社会勾当是不克不及离析的。……言语勾当大大都是人取人之间的交换,是一种社会勾当。不外因为言语能论述或描写小我勾当,成为小我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出格能体味到它正在我们糊口中的主要性”[[12]](p.188),那么存正在于社会寒暄中的白话的述义性或者说叙事性不只凸起,且拥有主要地位。然而对白话何故具有叙事性,有学者从白话表达所具有的声音核心从义角度,对白话沉视“说”或者“言”的表达体例,即对象化思维体例层面展开辨析:“正在对象性思维那里,言语具有遗忘性,言语是以逻辑或对象的体例铺陈,而不是以本人的体例去展现和呈现对象,如许逻辑思维的线性特征和言语的线性叙事特征是二而一的工作”[[13]](p.263),而言语的线性叙事便是:“当关心文字所记实的言语时,强调的是文字时间线)因而有学者据此判断“白话当然更‘关心文字所记实的言语’,白话天然是线性言语,天然是叙事性的言语”。[[14]](p.236)

  正如学者许恩(Peter Hühn)所说“叙事是人类学上遍及的、超越文化取时间的符号实践,用以建构经验,出产和交换意义,即便正在抒情诗中,如许的根基运做仍然无效”[[15]](p.1),那么正在抒情诗所呈现的交换语境中,白话化的叙事则十分较着,胡适的《老鸦》一诗中有着明显的表现:“我大朝晨起,/坐正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克不及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北风紧,无枝可栖。/我全日里飞去飞回,全日里又寒又饥。──/我不克不及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身家飞;/不克不及叫人家系正在竹竿头,赔一把黄小米!”诗人以老鸦的语气因叫声被人讨嫌、为而只得无枝可依的情状,“我大朝晨起”和“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等都是极其白话化的陈述,老鸦曲白论述本身际遇如斯浅俗晓畅,读来异乎寻常的白话化论述打开了白话诗的别一径。这正在新诗草创之初,新颖得紧。此种白话化论述正在后来,成长成为戴望舒《我的回忆》中白话化絮语的娓娓道来:“我的回忆是于我的/……/它的声音是没无力气的/它的拜访是没有必然的。”正在他的《秋天》中不只以“再过几日秋天是要来了”白话陈述平平开首,结尾却以“当浮云带着的口吻来说:/秋天要来了,望舒先生!”以他者“浮云”的口气戏剧性地了结,白话论述正在戴望舒的抒情诗中别有一番风味。而正在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以白话化的论述交接了大堰河的出身:“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保姆。//我是地从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儿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大堰河啊,我的保姆”,曲白的白话陈述含着密意,使现代抒情诗的叙事性诗美特质得以宣扬。

  现代抒情诗的白话除了白话化的叙事特征外,还来自于白话对浩繁新颖事物、名词、概念的包涵采取,特别是对大量词汇的吸纳。王力对词汇涌入中国的现象有如是描述:“从蒸气机、电灯、无线电、火车、汽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天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硕了汉语的词汇”[[16]](p.680)。正在这一过程中,白话正在词汇层面具有欧化特征。但使白话的欧化程度更高的是对印欧语法的采取。这一采取的路子大约有二,一是19世纪以来布道士为布道而翻译或写成的白话诗、白话散文、白话小说,天然地构成了欧化词汇、句式、语法的白线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借拉丁语法来研究文言,提炼了第一个汉语语法系统,是一部文言讲授语法,即以语法研究中国言语,也是一种“以西律东”的做法。若是说布道士正在布道性的白话文本中无认识地融入欧化语法,那么《马氏文通》则从理论意义大将欧化语法植入,对现代汉语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正在中国现代抒情诗中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叙事性的凸显。

  欧化白话的叙事性大多包含正在使汉语细密化的成分中,王力对汉语句子中的六种成分有所归纳和阐发:“(一)定语”、“(二)行为名词”、“(三)范畴和程度”、“(四)时间”、“(五)前提”、“(六)特指”[[17]](p.480-486),此中“时间”“范畴程度”“前提”等方面的逻辑阐发要素具有很强叙事性特征。最为凸起的是正在欧化语法中,如“的”“地”“得”,“着”“了”“过”等虚词,表时间、范畴、程度、前提的介词,系词所形成的长定语,介词布局等都成为论述语法的特征之一;同时,时态、语态的呈现也是叙事性的表征。这些包含了叙事性特征的语法元素正在诗歌中大量呈现。好比康白情的《西湖杂诗》:“德熙去了,/少荆来了。/少荆去了,/舜生来了。/舜生去了,/葆青绛霄终归正在这里。”此中的“了”标示了时态,人物去来来去,来了复去的步履取时间的消逝配合演绎了人生离合的无常取无法之情。再如戴望舒的《我的回忆》中,除了取大量的“我的回忆是于我的”取“正在……上”等句子的反复或排比呈现,加强了叙事性,“诗人正在诗顶用了‘可是……却’、‘并且’、‘老(讲着)’、‘除非’、‘由于’等介词,更强化了白话性”[[18]](p.330),但这里的介词也和白话一样包含着叙事的要素,正在论述性的絮语中传达盘曲微弱的情致。

  欧化白话中大量从谓句的呈现,使诗歌中的叙事性得以更凸起的存正在。诗歌中从谓布局不只带来了明白的从语“我”,即“我”正在诗中大量出现,并且还表示为谓语动词的不成或缺,或者说谓语动词的被强调,由此现代抒情诗根基上以从谓句为从,打破古典诗歌“题释句”的典范布局。这不只是现代抒情诗取古代近体诗的主要分野所正在,并且也使叙事成为抒情诗的形式要素之一。

  正如叶维廉指出:“大大都的旧诗,没有人称代词如‘你’若何‘我’若何”[4](p.330)。这里所说的“大大都的旧诗”是指古典诗歌中的近体诗。现代抒情诗发生之初,最为凸显的一个标记是,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的第一人称的“我”。这既取近体诗中做为抒情从体“我”的消现形成了极大差别,也从人称方面凸起了现代抒情诗话语层面的叙事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中抒情从体“我”并不是一起头就正在诗歌中缺席,据学者考据,“正在中国诗歌的泉源《诗经》中,做为第一人称的抒情从体几次呈现正在浩繁诗篇中。《诗经》305篇,据统计,间接正在诗中呈现第一人称抒恋人的共168篇,占55%以上,此中绝大大都为第一人称‘我’,其他如‘予’、‘余’、‘肤’也少量呈现。”“《离骚》全诗370余句,约2490字,此中第一人称代词‘肤’、‘余’、‘吾’、‘我’、‘予’等呈现约80余次。”[[19]](p.130)后来人称代词的消现取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惟相关,也取古典诗歌的布局、句式、格律等相关。特别是以绝句取律诗为代表近体诗呈现后,近体诗平仄、格律的严酷要求往往容纳不下不协韵的第一人称诸种代名词。于是,近体诗中第一人称代词大大都环境都消逝或藏匿。

  正在中国现代抒情诗中,“我”常常呈现正在良多诗歌的开首,且高频次地正在诗句中呈现。郭沫若的《天狗》:“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即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对比这一现象,叶维廉对古诗中的无“我”现象有如下阐析:“中国保守‘任天然无言独化’的方式,起首没有了‘我’,其次‘无言’便不叙。这种没有‘’,天然也没有小我从义,原是极高的美学抱负,但对‘五四’期间的诗人来说,完全不成接管,而诗人由‘我’做天然的‘解人’这一个论述法式,反而符合‘五四’期间诗人的需要,所以才有创制社大量用‘我’字和新月派大写小我的梦。”[[20]](p.282)五四以来,正在小我从义文化影响下,不只是“人的”,更是“的”,强烈的认识正在文学中,特别正在诗中出现,成为一个无所不正在的抽象。表示正在言语上就是“‘我有话对你说’,所以‘我若何若何’这种语态(一反保守中‘’的语态)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惠特曼《草叶集》里‘Song of Myself’的语态,现实上,一般的论述语法,都洋溢着五四以来的诗。”[4](p.216-217)因此,陪伴“我”而来的论述语法成为现代抒情诗另一衍生物。由此,抒情从体的“我”就有了论述的功能,感情抒发其实也是借着“我”来讲述小我或他者的各种感情、意志、苦衷、怀抱。学者廖炳惠正在调查古典抒情诗中的从体时,对诗歌中“我”做为措辞者所具有的叙事性,做了颇为详尽的会商:“正在现代诗兴起之前,我们简直发觉良多措辞人者(speaker),歌手以‘你我’现喻的体例谱写出小我力求描述的感情。且正在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顷刻,透露出‘我你’关系的素质。二人之间的‘故事’,时而以称颂称扬,时而复以责备的口气,道出相思的情意。”[[21]](p.289)不只如斯,他还发觉现代诗的如下特征:“但此中却也模糊见到写做、措辞的从体(subjectivity)自认为是‘现代疾苦的承受者’(sufferer of modernity,Baudelaire),陈述‘核心所担任之苦楚,其言语不单不挣扎求,反而正在文字上下功夫……将从体延长进入潜认识,取空间超绝的存正在戏耍。”[22](p.290)以现代抒情从体的“我”来述说或陈述“我”的苦衷、情怀或者现代性的苦楚,成为现代诗的一大特征。这一特点也血液式地输入,成为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典范症候。

  取古代近体诗中人称代名词删略悬殊的是,现代抒情诗的人称代名词被极大地宣扬,它正在现代抒情诗中叙事功能及其诗学价值起头被关心,认为:“诗歌写做中的人称认识取叙事性做品一样,不只形成写做者不雅物体例转换的中轴点,并且取文本中从体性的生成相关。”[[22]](p.43)“我”凸显不只能够从叙事学角度调查“我”的视点,切磋诗歌中“我”的声音及其取方圆的关系,同时,还能够连系文本切磋现代从体的建构问题。由于“这种‘从体性’(subjectivity)不管正在古典抒情诗(‘我你’或‘我她’)或现代诗(消匿)的阐述(discoursing)过程里,均不竭构成,和他人发生对立、接触、以领会本身的处境,几回再三修副本人,一方面描叙取外界(你、我或它)的各种关系,一方面便以这些关系组构本身”[22](p.290-291)。正在现代抒情诗,切磋“我”取世界的关系以及正在各种关系中建构现代性的,成为现代诗学的焦点命题之一,这正在现代诗学中曾经激发了不少学者的切磋[①]。

  因而借帮人称代名词“我”的述说,进入抒情从表现蔽的感情取世界,成了理解现代抒情诗的不贰。也只要通过这个“我”述说的苦衷情怀、“我”取他者或世界的关系等,我们才能沿着这些感情线索或关系布局,按图索骥地舆解这类诗歌,进而把握现代抒情诗中的感情取形式,理解现代的人生取。

  正在现代抒情诗的从谓句中,不只从语做为抒情从体呈现出叙事性特征及其诗学价值,并且谓语动词及其从谓布局则更具有叙事功能。言语哲学家边门尼认为:“人是以本身取的关系来诉说,并且以此一关系具特殊的时间性(temporality)”[22](p.291),廖炳惠正在此下发觉:“言语性的并不存正在,‘除非是正正在诉说此一件事的行为傍边’”,包罗抒情诗正在内的言语行为中,存正在于步履性诉说取时间序列中,的叙事性不问可知。同时,从体正在时间序列的诉说行为中突显的人称和时态,其叙事功能正在于“时式取人称代名词帮帮别人认清诉说从体的功用及其地位”,因而廖炳惠认同边门尼的结论:“总而言之,似乎没有任何言语并不具有动词形式,且不正在动词中说明人称的区别”[22](p.291),这一判断虽然基于语法的特征,有偏颇之处,好比未考虑古代汉语中动词的称性,但这一结论却从现代言语角度申明现代抒情诗的动词形构取人称代名词的叙事性。

  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中,白话的欧化症候被:“汉语欧化的最深刻之处正在于它起头象形态语态那样以动词为核心来组织成分,节制句子款式。”[[23]](p.199)以白话的欧化句式为从中国现代抒情诗,大量的存正在这种“动词性表述布局”为标记的从谓型句式,这取古典诗歌中“名词性表述布局”的题释型句式迥然有别。

  正在意象并列的诗语布局中,有些中国古诗能够不要动词,仅仅以名词的并置就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标记性的美学范式,好比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再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陆逛的《书愤》中“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等都没有动词,但正在空间并置中让事物天然出演,从而达到古典诗歌“情景交融”中“出神”而“凝住”的意境,对此叶维廉有独到的阐述。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缺乏动词的诗歌句型正在中国文言语法中最为常见,对这一现象言语学家赵元任先生认为“相对于印欧语系中以‘从语-谓语句’(subject-predicate)为从的句式,中国语文的句型布局根基上是以‘从题-述评句’(topic-comment)为从。……‘从题-述评句’(或称为‘题释句’)能够具取‘从语-谓语句’不异的文能,但非论是‘从题’或‘述评’,其性质更倾向于语义层的串接感化”[②][[24]](p.69-78),题释句的“语义层的串接”更适合名词的并列成句,并且凸起了古典诗歌不需要任何动词就能正在“意象并置”取“意象叠加”成绩其并世无双的抒情美典。“题释句”取“从谓句”的差别被高友工使用到对中国古典抒情诗的阐发中:“良多中文诗歌句型是题释型的。这是一种回首式的句型……汉语题释句型是一个固定抽象内部关系的呈现”[12](p.197-198),“‘释语’是就任何相关‘题语’做的一种阐扬”,正在词语的拓展中表现了诗歌言语并立的“等值布局”[12](p.65),进而高友工发觉“动感很容易用一般的‘从语取谓语’句式来代表”[12](p.191),尔后者不宜用于古典抒情诗的的阐发。上述阐释进一步彰显了以动词为核心的从谓句对古典诗歌抒情范式的冲击。

  这种“动词性表述布局”为标记的从谓句,正在现代抒情诗中成为其叙事性的动力布局。此中,抒情从体凸显的“我”做为从语,往往成为动做的发出者,而动词则成为谓语,成为抒情诗叙事动力布局中的不成或缺的、承载感情取经验等心理事务的策动机,若是说抒情诗定义为“一种思惟形态或、思虑和的过程”[[25]](p.293),那么动词或曰语则从时间、空间、逻辑等层面实现将这一形态或过程的叠合演变、崎岖流转。正在现代抒情诗的短诗或小诗里,叙事性借帮具有快速毗连的动词或曰语取新鲜而具有强烈抒情气概的词汇,将抒情诗变成一种具有速度取的动力型抒情美学的范式。正在古典抒情诗,学者杨靖献正在唐诗绝句的阐发中,发觉了具有叙事要素的“动力型绝句”[[26]](p.293);这正在现代抒情诗的短诗取小诗中也比力常见,白华的《流云小诗》中的《系住》:“那害羞伏案时回眸的一粲,/永久地系住了我横流四海的安心。”这种借帮具有快速毗连的动词或曰语取新鲜而具有强烈抒情气概的词汇构成的动力性布局,成为现代抒情诗叙事性别无二致的特征。所以有学者做出如下判断:“以动词为核心建立句子,必然减弱古典诗歌满意象的感化;同时,动词对人物形态的强化,又使得诗歌叙事能力加强,‘叙事’这一正在古诗中不很发财的手法正在现代汉诗中被抬到了很高地位”。[14](p.131)由是,以动词为核心的从谓句的大量呈现的现代抒情诗取古典诗歌的动力型布局的抒情诗具有同中有异的特征,即都有着动感活力的动力型布局,“异”正在于正在前者抒情从体“我”的述说中,使现代抒情从体的被确立,而其叙事性的形式表征也得以彰显。这也导致了其诗学范式上表示出取意象并置型的古典诗歌的庞大差别。

  恰是借帮上述言语学取诗学形态的双沉调查,中国现代抒情诗叙事性发生得以呈现取阐扬。当这一形式表征成为现代抒情诗布局性的要素变动了古典抒情诗的诗语布局时,也预示了这种从古典到现代的诗学形态转捩的同步发生。

  [①] 梁秉钧对穆旦诗中“”的阐发,江弱水对卞之琳诗中的“我”及其他人称代名词的探究以及对1940年代冯至取穆旦诗歌中的人称阐发等。

  [②] 转引自蔡俊秀:《中国古典诗论中“言语”取“意义”的论题:“意正在言外”的用言体例取“宛转”的美典》,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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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董乃斌从编.中国叙事保守研究[M]. :中华书局,2012.

  [[4]] 叶维廉.中国诗学[M]. :糊口·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2.

  [[5]](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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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M].欧阳哲生编.:大学出书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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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胡适.胡适文集(第1卷)[M].欧阳哲生编.:大学出书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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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申小龙.中国文化言语学[M].:教育出书社,1990.

  [[25]](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辞书(第7版)[M].吴松江等编译.:大学出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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